合同涉他效力的邏輯基礎和模式選擇

薛 軍

【中文關鍵詞】 利他合同;債務加入;債務免除;懸賞廣告;第三人清償

【摘要】 當事人通過合同或其他類型的法律行為賦予第三人以法律上的利益時,相應的行為對第三人的法律領域產生效果的方式可以采取合意主義、單方行為或者修正的單方行為等不同模式。修正的單方行為模式,較好地兼顧了效率性需求和受益人私人自治之尊重的需要,是一種值得推薦的制度構造模式。《民法典合同編(草案)》(二審稿)在利他合同、債務加入、債務免除等制度上,都鮮明地體現了修正的單方行為模式。這一模式在其他一些制度上,如懸賞廣告、第三人清償等,仍然有拓展運用的空間。

【全文】

一、問題的提出

合同就其本質而言,乃當事人合意的產物。當事人的合意也是合同之所以會對參與締結合同的當事人產生法律效力,并且當事人應該受到合同約束的邏輯基礎。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合同在效力范圍上呈現出“相對性”的特征是不言而喻的。基于同樣的邏輯,未參與合同締結,不是合同一方當事人的“他人”,[1]合同不應該對其產生效力,這是合同效力相對性原則的另外一個維度和表現。需要特別強調的是,這里所說的合同不能對非合同當事人產生的“效力”,指的是當事人所欲求的效果意思層面上的效力,換言之,合同當事人不得基于其效果意思,未經過他人同意,單方面地對他人安排法律效果,而非指當事人締結的合同在事實層面上會對他人產生的影響。社會生活中的各種關系密切交織在一起,彼此之間必然互相產生影響。房東甲與房客乙訂立房屋租賃合同,必然導致想租賃該房的丙不再能承租該房屋。在非常寬泛的意義上也可以說,甲乙之間的房屋租賃合同,對丙產生了影響,但這種事實層面上的影響并非本文討論的涉他效力,此點應該予以明確。此外,如果甲侵犯乙的權利,并且導致后者遭受損害,甲的行為當然會對乙的法律領域產生影響,具體表現就是乙獲得針對甲的損害賠償請求權。但是,這種法律效果的產生是基于法律的規定,并不涉及甲或乙的效果意思。事實上,甲的侵權行為本身并不屬于意思表示,因此也不屬于本文討論的涉他效力問題。[2]

雖然合同在效力范圍上的確呈現出相對性特征,但任何原則都不可避免地存在例外情形。堅持合同效力相對性原則,并不排除在特定的情況下,基于并且僅僅基于當事人的效果意思,在沒有他人事先同意的情況下,[3]會對他人的法律領域直接產生法律效果。這里所指最典型的情形當然是利他合同,但擴展開來,其實還涉及債務免除、債務加入、懸賞廣告、遺贈、第三人清償、單方面為他人提供擔保等多項制度。在討論和設計上述相關制度的時候,立法者都面臨一個相同或相似的問題:是否允許在沒有他人同意的情況下,基于并且僅僅基于自己的效果意思,就可以對他人的法律領域直接產生法律效果。

基于顯而易見的理由,當事人基于自己的意思,在未經過他人同意的情況下,對他人課加義務,不可能得到認可。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以下簡稱《合同法》)65條有關“由他人履行的約定”之規定。由第三人履行的約定不會對第三人產生任何法律效果,如果第三人拒絕履行或者履行不符合約定,仍然應該由債務人向債權人承擔違約責任。因此,本文討論的主要是“利他”情形,也就是當事人給與第三人以法律上的利益。[4]雖然這種“利他”的情形,在以互惠交換為主導的法律生活中不可能是一種常態,但不可否認的是,的確有為數不少的法律制度安排會涉及這一問題。本文正是基于這一考慮,在分析合同以及在一些情況下與合同有聯系的單方行為得以產生涉他效力的邏輯基礎和模式選擇的基礎上,審視和評析民法典草案相關的制度安排。

二、合同涉他效力的三種模式構造

合同是否可以產生涉他效力?如果是肯定的話,其邏輯基礎是什么?對這一問題的分析,首先還是要回到私人自治原則。所謂私人自治,是指當事人有權自主安排其私人領域的法律事項,不受他人的干涉。[5]對于當事人的自主安排,國家法律若沒有特殊的理由,應該予以認可并協力保障其實現。合同是實現私人自治的最主要的法律工具。但我們在討論私人自治以及合同作為實現私人自治的法律工具的時候,往往只關注到私人自治的積極的、能動的層面,也就是私人可以通過合同或其他法律行為來做什么,卻忽視了私人自治的另外一個層面,也即未經過本人同意,原則上不接受他人對自己的法律領域所做出的安排。后者同樣構成私人自治原則的重要內涵。就其價值而言,私人自治中所包含的這種消極的、排除的內涵,絲毫不亞于私人自治為私人積極賦權所具有的意義。[6]毋寧說,這二者結合在一起,才構成對私人自治原則內涵的完整表述。

基于對私人自治內涵的上述理解,來討論合同(以及某些與之聯系的單方行為)可能具有的涉他效力,問題就會變得相當清晰:我們如何為這種涉他效力的產生尋找到可能的邏輯基礎,以及特別需要明確的是,我們如何使之與上面闡述的私人自治的兩個方面的內涵取得一致。

一種可能的思路在于通過將合同可能產生的涉他效力,嚴格限定在“利他”這種形態中,然后尋求一個邏輯上自洽的解釋。具體來說,只有當且僅當當事人的行為對未參與相關行為的他人試圖產生的法律效果是一種被嚴格限定的利他效果時,[7]才可以不經過他人的事先同意,對他人直接產生。原因在于,雖然允許在沒有相關的當事人參與時就可以直接產生涉他效力,這的確對于他人的自治,構成了一定程度的干預(即使是法律上的加利,嚴格說來,只要沒有經過其同意的正當化,仍然構成一種干預!),但考慮到這種效果在性質上是利他的,而且通常來講,這種效果是為他人所樂于接受的,其同意接受此種安排是一個大概率事件,不經過他人同意,可以對其直接產生法律效果,一般來說并不會產生嚴重的問題。

這種推理并非沒有類似制度安排所提供的佐證。民法上將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所訂立的合同規定為效力待定,需要限制行為能力人的法定代理人的批準才能夠正式生效。之所以設置這樣的要件,最主要的原因在于,限制行為能力人的心智還不夠成熟,不能理性地認知其行為的法律后果,因此不能無條件地認可其訂立合同的效力。法定代理人的批準,就是為了確保其不因為考慮不周而遭受不利。但是,如果限制行為能力人所訂立的合同是法律上純獲利益的合同,不需要其法定代理人的批準,合同就可以具有完全的法律效力。法定代理人的批準這一要件,在這種情況下之所以被去除,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如果是法律上純獲利益的合同,通過法定代理人的批準這一控制性的要件所要實現的功能——保護限制行為能力人——已經實現了,再設置法定代理人的事先允許或事后批準這一要件,就顯得多余。

基于以上分析,我們似乎可以認為,讓具有利他效果的合同或單方行為對第三人直接產生法律效果,雖然省略了第三人表示同意的要件,但并不會對第三人對于其法律領域的自治產生實質性影響,因為第三人對于有利的法律效果的接受意思,是一個大概率事件,是可以推定的。

但是,這種論說模式忽略了一種重要的可能性,那就是,雖然在通常情況下,第三人在自己沒有參與的情況下,同樣愿意接受由他人做出的,有利于其自身的安排,換言之,愿意接受別人的意思對自己的法律領域直接產生影響,但在現實生活中似乎仍然不能避免,的確有一些人基于各種因素的考慮,并不愿意接受這種來自他人的安排,哪怕這種安排是使得自己純獲法律上的利益。[8]羅馬法有法諺云,“不得強迫他人接受恩惠”,強調的也是這個道理。在這種情況下,合同以及某些單方行為要產生涉他效力,就面臨一個在邏輯上似乎難以解開的困局:如果嚴格堅持私人自治的要求,即使是對他人法律領域產生有利的法律效果,也必須要以他人對相關安排表示同意作為前提。但正如前文已經分析的那樣,如果采取這種做法,其實就相當于在實質上消解了合同涉他效力這一問題本身。

基于實踐層面上的需要,能夠對他人法律領域直接產生法律效果的利他合同,早已經得到承認和充分發展。在利他合同之外,具有類似的利他法律效果的制度安排也不鮮見。這些制度如何解決上文所提到的對于第三人的私人自治的尊重問題呢?一種做法就是堅持認為,在特定的情況下,出于實踐需要,合同或者一些單方行為,如果目的是使第三人獲得法律上的利益,那么,即使第三人未參與相關行為,未表示同意,仍然可以產生涉他效力。如果受益第三人不希望獲得相關利益,完全可以事后拋棄相關的利益。這種處理模式可稱之為純粹的單方行為模式,也就是說試圖給與他人利益的人,單方面給與他人利益的行為(該行為可能是合同,也可能是單方行為)可以直接生效,不需要受益人的同意即可對其產生法律效果。另外一種模式是,允許某些意在使他人獲得法律上利益的合同或者其他法律行為,在未經過他人同意的情況下直接發生效力,但相關的受益人可以通過行使拒絕權,使得相關的行為對于自己的領域所產生的法律效果溯及既往地歸于無效。這種處理模式可稱為修正的單方行為模式。

相比于純粹的單方行為模式而言,修正的單方行為模式一方面允許使他人純獲利益的合同或單方行為可以對第三人的法律領域直接產生效力,從而尊重了實際生活中絕大多數情況下受益人可以推知的意圖,同時通過賦予受益人以拒絕權的方式,允許其拒絕自己不希望發生的法律效果,從而保障了受益人對自己的法律領域的最終決定權。從這個角度來看,相對于純粹的單方行為模式,修正的單方行為模式,較好地兼顧了基于實踐的考慮,需要允許合同或某些單方行為能夠直接產生涉他效力,與相關當事人私人自治的尊重這兩方面的需求,因此是一種值得作為備選項的模式選擇。

需要強調的是,在修正的單方行為模式中,賦予受益人以拒絕權的法律構造,與受益人拋棄其已經獲得的權利的法律構造,二者之間存在重要差別。對于拒絕權而言,其行使的效果是使他人的行為對自己的法律領域所產生的加利效果,溯及既往地不產生效果。這是就他人行為對自己的法律領域所產生的法律效果的處置,不同于對自己的法律領域的通常意義上的處置,因此前者不受諸如債權人撤銷權等保全行為的干預,但如果是后者,則可能會受到債權人撤銷權等制度的影響。從這個角度來看,在修正的單方行為模式中,他人的法律行為雖然能夠對受益人的法律領域產生直接的效力,但這種效力并非終局地確定,而是受制于受益人的拒絕權。拒絕權存在的價值就是保障受益人對于自己的法律領域的最終決定權。

上文分析的幾種處理模式,可以作為安排合同以及某些單方行為能否產生以及如何產生涉他效力可能的備選方案。首先,在最嚴格的意義上,堅持以受益人的同意作為相關法律效果對其發生的先決條件,這種方案最大限度地尊重了私人自治原則的所有方面,在事實上也必然是大多數情況下制度安排的首要選擇。但是,這種模式其實消解了合同以及其他法律行為可以產生涉他效力的問題本身,在面對實踐層面上的實際需要的時候,可能不得不做出一定的讓步。其次,純粹的單方行為模式允許合同或某些單方行為在產生利他法律效果時,可以無需受益人同意,直接對其產生效力。這樣的安排一方面符合當事人的效果意思,另外制度構造也比較簡單,法律關系狀態相對明確,這是其優點。不過,這種模式存在的問題是沒有充分尊重受益人一方可能拒絕受益的意圖,從而會導致事實上強制他人接受恩惠的問題。雖然從理論上來說,受益人的確可以自行拋棄相關利益,但這已經是對自己權益的處分了。最后,修正的單方行為模式在制度構造上允許當合同或其他法律行為產生的是利他效果時,可以對受益人直接產生法律效果,不需要其事先同意,但若受益人不愿意接受相應的法律效果,可以通過行使拒絕權的方式,溯及既往地使得他人對自己的法律領域所作安排歸于不發生效果。相對而言,修正的單方行為模式較好地滿足了實踐層面上合同或某些單方行為的安排能夠直接對第三人產生效力的現實需求,同時也尊重了受益人的自主決定。

那么,中國民法典編纂在處理相關問題時,特別是在《民法典合同編(草案)》(二審稿)的相關規定中,在以上幾種模式中是如何取舍的呢?下文對此進行考察并且予以評析。

三、對《民法典合同編(草案)》(二審稿)相關規定的評析

1.合同效力相對性原則的確認條款

《民法典合同編(草案)》(二審稿)第256條第2款規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僅對當事人具有法律約束力,但是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毫無疑問,這一條規定的目的是要明確合同效力相對性原則。依法成立的合同,僅對當事人具有法律約束力,不得對未參與合同關系的當事人產生法律約束力,這是合同效力相對性原則的應有之義和基本內涵。但這一條的表述可能會導致歧義,特別是可能被解讀為合同能夠產生涉他效力僅僅是基于法律的規定。如果這樣理解的話,基于合同當事人的意思所進行的合同涉他效力安排會失去制度依托。而利他合同之所以存在,純粹是因為“法律另有規定”。這樣其實就無形中嚴重縮減了合同當事人在這個問題上可能享有的私人自治的空間。筆者對于草案這一條的表述,有以下思考:

首先,需要注意“法律約束力”與“法律效力”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法律約束力”指的是當事人必須受相關法律關系約束。相比之下,法律效力則是一個更廣義的概念,既包括法律約束力,也包括合同對第三人的法律領域可能產生的加利效果。對于這種法律效果,很難說受益人受到約束,他只是承受相關的效果,并且可以通過行使拒絕權來使得加利效果終局性地不發生。考慮到這種概念上的差別,在立法過程中圍繞這一條表述是否具有妥當性,所發生的一些疑問可以得到澄清。

如果立法用語沒有注意到“法律約束力”與“法律效力”這兩個表述之間的區別,而認為合同效力相對性原則就是指依法成立的合同,僅對當事人具有法律效力,嚴格來講這也不能說錯,但后面的但書規定,顯然過于狹窄。因為事實上,不僅基于法律的規定,而且基于合同當事人的私人自治的意思,都可以對第三人的法律領域產生法律效力。以法律的規定作為合同能夠產生涉他效力的基礎,似乎沒有準確把握問題的實質,涉他效力仍然是充分尊重當事人私人自治前提下的制度安排。就此而言,該條文目前的表述的確有值得進一步斟酌之處。

如果將該規定嚴格限定解釋為“法律約束力”的層面,那么但書的規定應該不存在上述問題。不過,考慮到合同效力相對性原則以及在特定情況下可能出現的例外,更多地是一個需要通過學理來闡釋的問題,《民法典合同編(草案)》(二審稿)第256條第2款目前的表述,雖然通過輾轉解釋,可以自圓其說,但較為妥當的方案仍然是整體刪除,將其交由合同基本理論闡述和法解釋論建構,似乎更加妥當。

2.利他合同條款

1999年《合同法》制定后,在合同法基本理論架構層面上發生的重要爭議之一是,中國合同法上是否有關于“利他合同”的一般性規定。支持論者依托于《合同法》64條,試圖通過解釋論建構起一個利他合同的制度框架。這種努力值得贊賞,有指導實踐的積極意義,但無論是后續由最高人民法院圍繞合同法所發布的司法解釋,[9]還是當下的民法典分則的立法條文,都不支持這種針對《合同法》64條的解釋思路。通過考察該條表述的形成歷史,可以發現這是由于當時的學界對利他合同的理論構造還沒有深入了解的情況下所形成的一個意外的立法漏洞,因此需要以漏洞填補的方式來進行法的續造。唯有如此對待《合同法》64條,才是一種實事求是的態度。但是,也需要注意到,通過漏洞填補的方式對利他合同進行法的續造面臨不少困難。這一制度構造中存在一些基本的規范問題,尤其是第三人獲得獨立的履行請求權的前提條件、法律效果以及立約人是否以及何時可以撤回相關約定、受益第三人是否可以拒絕相關的法律效果等,都需要一定的框架性規則來予以明確。[10]因此,在約十年前筆者研究這一制度時,即預言中國法上利他合同制度的真正完善仍需等到民法典編纂之時。[11]現在《民法典各分編(草案)》(一審稿)第313條的規定,可以說是對這一判斷的印證。

《民法典各分編(草案)》(一審稿)第313條第1款相當于《合同法》第64條,第2款則是針對嚴格意義上的利他合同的規定。該款規定首先明確了,受益第三人的獨立履行請求權可以基于法律規定或者當事人的約定而產生,并不需要以第三人對此表示接受作為其獲得履行請求權的前提條件。就此而言,這一模式與有些國家采用的合意主義模式存在重要差別。[12]這一規定也決定性地表明,在某些特定情況下,合同可以具有涉他效力。這是對合同效力相對性原則的重要發展。更加值得注意的是,該款中賦予了受益第三人以拒絕權。這也就意味著第三人可以通過行使拒絕權的方式,使他人對自己做出的且已經有效的法律上的安排(使自己獲得獨立的履行請求權)自始不發生效力。從這一表述看,立法者明確采納了上文所歸納的修正的單方行為模式,作為構造利他合同涉他效力的基本模式。毫無疑問,這種構造具有內在的合理性,一方面尊重了當事人需要通過利他合同來實現利益安排的需要,另外也尊重了受益人可能會不愿意受益的意思,可謂是在尊重私人自治之底線前提下的妥當安排。

對于這一款的規定,還需要注意一個問題。條款中未提及在受益人表示同意受益之前,立約人可以撤回相關約定。這一安排的確存在于不少國家利他合同的制度構造中。考慮到當事人必須信守約定(雖然在這里討論的情形是賦予第三人以履行請求權)的原則,似乎在邏輯上并無賦予當事人以撤回權的必然性需求。立法上一概賦予立約人在受益第三人表示接受前以撤回的權利,并非在所有情況下都是合適的。特別是考慮到當事人有可能通過特約來排除這種撤回的可能性,在這一問題上,更加妥當的處理是由當事人自己做出相關安排。立法者在這一問題上的留白,使利他合同制度在這一問題上更有彈性,留給私人自治更大的空間,應予贊同。

3.債務加入條款

《民法典合同編(草案)》(二審稿)第344條規定,第三人與債務人約定加入債務并通知債權人,或者向債權人表示愿意加入債務,債權人在合理期限內未明確表示拒絕的,債權人可以請求第三人在其愿意履行的債務范圍內和債務人承擔連帶責任。這一規定值得深入分析。

關于債務加入,有多種可能的制度構造模式。本條規定原則上將通知債權人或者向債權人表達意思的債務加入處理為利他合同的一種情形。在這種類型的債務加入中,賦予了債權人(在債務加入的法律關系中,債權人的角色是受益第三人)以拒絕權,在邏輯上與利他合同的構造保持了一致性,值得贊賞。

需要注意的是,該條將相關情形限于通知債權人或者直接向債權人表達意思。如果未通知債權人或者未向債權人表達意思,是否一定意味著不具有賦予債權人(受益第三人)加利法律效果的意思呢?換言之,在這種情況下,是否一定認為構成僅具內部效力的債務加入,從而在實質上相當于履行承擔,從而屬于所謂的不真正利他合同呢?我個人認為不能如此理解。嚴格來說,本條中設置通知債權人或者向債權人表示愿意加入債務的意思這一前提條件,難謂妥當。[13]債務加入是否對債權人具有直接的利他法律效果,與是否通知債權人并無必然聯系。這正如在利他合同中,第三人是否取得履行請求權,與是否通知第三人并無必然聯系是一個道理。在這個問題上,最重要的考量因素是,當事人是否具有賦予這種債務加入的效果于債權人(受益第三人)的意思。如果當事人具有這種意思,就可以直接產生涉他效果,同時賦予受益第三人以拒絕權,以保障其最終的決定權。

基于以上判斷,筆者建議將該條的表述修改為:“第三人與債務人約定加入債務,并且有對債權人直接產生法律效果的意思時,債權人在合理期限內未明確表示拒絕的,債權人可以請求第三人在其愿意承擔的債務范圍內和債務人承擔連帶責任”。通過這一調整,可以很好地涵蓋兩種意義上的債務加入。換言之,債務加入可能具有直接的涉他效果,也可以不具有涉他效果,而只具有內部效力。是否具有涉他效果要根據當事人是否具有相應的效果意思來做出判斷。這樣的條文表述似乎更加準確,既尊重當事人的意思,也保護了債權人的自主決定權,各方利益安排妥當,各得其所。

4.債務免除條款

《民法典合同編(草案)》(二審稿)關于債務免除的制度構造的調整,是本次民法典編纂中值得關注的革新。《合同法》105條規定,債權人免除債務人部分或全部債務的,合同權利義務部分或全部終止。這一規定,很明顯對債務免除行為采取了純粹的單方行為模式。換言之,債務免除行為是一種純粹由債權人做出的單方法律行為,一旦債權人做出債務免除的意思,對于債務人的法律領域即產生債務免除的法律效果,債務人只能承受這一法律后果。

對此早已經有學者指出,債務免除的單方行為構造,雖然看似簡單明了,但是沒有尊重債務人可能具有的不愿意受人恩惠的意思,因此存在明顯缺陷;雖然的確有一些國家的立法例,對債務免除采取單方行為構造,但嚴格說來仍然以采取合意主義的構造更加妥當。[14]但也有學者注意到,單方行為的構造并非絕對不可取,而一刀切的合意主義構造[15]并不一定妥當,尤其是考慮到雖然自己并沒有參與,但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債務人其實愿意接受由債權人做出的債務免除行為的法律效果。不愿意接受債務免除效果的債務人畢竟屬于少數情況。為了極其個別的情況,在制度設計上就普遍性地要求債務免除必須以債務人同意接受才發生效力,也難謂妥當。[16]

有學者把債務免除看做是債權人拋棄其債權,試圖從“權利人可以自由拋棄其權利”的一般規則來論證單方行為的構造,則可能混淆了權利人的法律領域與義務人的法律領域之間的區別。債權人當然可以放棄行使自己的權利,但這并不必然導致債務人債務的免除。嚴格來說,債務免除,指的是發生在債務人法律領域的一種變動,它與債權人是否放棄其權利并不存在必然聯系。如果債務人堅持要履行其債務,而債權人拒絕受領,債務人可以通過提存的方法來達到債的履行效果,債權人對此并不能干預。當然,債權人方面完全可以通過放棄領取提存物的方法來達到拋棄其債權的效果。

還需要注意的是,在純粹的單方行為模式下,被免除債務的債務人如果堅持通過提存的方式去履行在債權人看來已經被免除了的債務,這種行為屬于對自己的法律領域的一種處分,可能會受債務人的債權人代位權及撤銷權的影響,因為與提存相關的權益,仍然屬于債務人的法律領域。

因此,相對而言,關于債務免除的構造,更加合理的選擇應該是采取修正的單方行為。換言之,允許債權人對債務人做出的債務免除行為,在沒有債務人方面的任何參與的情況下,直接發生效力,但允許債務人通過行使拒絕權,來使得債務免除的效果溯及既往地不發生效力。在這種情況下,債務免除行為相當于沒有發生,即使債權人拒絕受領債務人的履行,而債務人通過提存的方式來履行,相應的提存利益也屬于債權人,不會產生債務人的債權人通過代位權或撤銷權等方式來介入的可能性。

《民法典合同編(草案)》(二審稿)第365條關于債務免除的規定,可謂完美地體現了上文所倡導的修正的單方行為的法律構造模式:“債權人免除債務人部分或者全部債務的,債權債務部分或者全部終止,但是債務人在知道或者應當知道免除之日起合理期限內拒絕的除外”。通過賦予債務人以拒絕權,其最終的自主決定權得到了保障,與此同時,單方行為的構造也尊重了在大多數情況下當事人可以推知的意思。

從比較法的角度觀察,對于債務免除制度采取修正的單方行為模式,也非特例。《意大利民法典》1236條對于債務免除就采取修正的單方行為模式,一方面使得債務免除的效果不取決于債務人的接受,而可以直接發生法律效果,另一方面債務人又可以通過行使拒絕權的方式來使得債務免除的效果自始不發生效果。[17]

5.懸賞廣告條款

懸賞廣告的法律屬性,是民法理論上長期聚訟紛紜的問題。主流觀點認為,懸賞廣告在性質上是一種單方行為,而非要約,相對人完成特定的行為并非對要約的承諾,而是懸賞人所允諾的債務得以發生效力的前置條件。[18]換言之,只要相對人完成了特定的行為,即使其不知道懸賞廣告的存在,或者其不具有完全的行為能力,仍然會獲得懸賞廣告所約定的法律效果。[19]與之相對的觀點則認為,懸賞廣告行為本身是對不特定的人發出的要約,相對人完成特定的行為構成承諾,因此在構造上采取了強調當事人合意的合同說。由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和《合同法》對此都沒有做出明確規定,引發理論和實踐上的分歧,最高人民法院為此在《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3條做出了專門規定。但是,由于該條的表述中出現了“但懸賞有合同法第52條規定情形的除外”這樣的表述,引發了最高人民法院對懸賞廣告的法律性質采取合同說的聯想,而這與在學界占據優勢地位的“單方行為說”并不吻合,這一問題上既有的理論爭議并未因司法解釋規則的出臺而消弭。[20]

或許是為了回應這一問題,《民法典合同編(草案)》(二審稿)第291條規定:“懸賞人以公開方式聲明對完成特定行為的人支付報酬的,完成該行為的人可以請求其支付”,相比于司法解釋中的對應條款,刪除了引發聯想的但書規定。從目前的表述來看,立法者對于懸賞廣告似乎更加傾向于采取單方行為的構造。

但正如前文所分析的那樣,并不排除有些行為人并不想獲得相關的法律效果,因此,若將其構造成為修正的單方行為模式,似乎更為妥當。為此,筆者建議將第291條的表述修改如下:“懸賞人以公開方式聲明對完成特定行為的人支付報酬的,完成特定行為的人直接獲得報酬請求權,但行為人在合理期限內表示拒絕的除外”。

之所以特別強調“行為人在合理期限內表示拒絕的除外”,主要是考慮到可能有多個行為人都完成了特定行為,因此都獲得報酬請求權的情況。在這種情況下,某個行為人拒絕的法律效果,不應該為懸賞廣告人所享有,而應該在其他行為人之間分配。為此,強調相關的拒絕行為的法律效果就顯得尤其必要。

6.第三人清償條款

中國民法典編纂在體例結構上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不設立債法總則,把傳統上屬于債法體系的內容拆分為單獨的合同編與侵權責任編。至于不當得利之債與無因管理之債則在合同編中放在第3分編“準合同”的名下。這樣的體例安排當然是考慮到既有的立法中有單獨的《合同法》與《侵權責任法》,因此從延續性的角度看,維持以兩個既有立法為核心的兩個分編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從民法典編纂體系的科學性角度來看,則存在重大的問題。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本來應該在債法總則中規定的關于債的一般規則,就不得不被打散,規定在民法總則、民法分則的合同編以及侵權責任編之中。特別是可以注意到,《民法典合同編(草案)》(二審稿)第4章是關于合同履行的規定,在其中加入了很多本來應該規定在債法總則中的關于金錢之債、選擇之債、按份之債、連帶之債的規定(第305條到第312條)。這樣的安排看似實用主義地解決了問題,其實造成了更加嚴重的后果。一方面這些關于債的類型的規定仍然過于簡略,必然導致后續的司法實踐被迫借助于司法解釋來創設更加具體的操作性規則。這一點在債的履行(清償)的制度中體現得比較明顯。雖然《民法典合同編(草案)》(二審稿)關于債的履行部分,增加了一些基礎性的條文規定,但總的來說,仍然過于簡略。這里需要著重討論的第三人清償制度就屬于這種情況。

《民法典合同編(草案)》(二審稿)第314條之一規定了第三人對履行債務具有合法利益(如第三人是物上保證人,希望通過自己的履行避免自己提供的擔保物被拍賣用于清償債務)的情形之中的第三人清償。但現實生活中也的確存在另外一種與此不同的第三人清償的情況,也就是第三人以贈與目的清償他人之債。學理通說認為,就債的履行無利害關系的第三人,可以清償他人之債,但不能因其清償行為而獲得法定的代位權。當然,第三人可以在清償的時候,通過與債權人訂立債權讓與合同,從債權人處獲得債權。問題是,如果第三人以贈與目的來進行清償,是否意味著債務人必須承受相應的債的消滅的法律后果呢?筆者認為,在這一問題上,仍然需要尊重債務人最終的自主決定權。換言之,需要賦予債務人以拒絕相關利益的可能性。為此需要規定:如果第三人以贈與為目的清償債務人對債權人所承擔的債務,一旦債務人明確表示拒絕,那么第三人清償即溯及既往地不能產生債的消滅的法律效果。在這種情況下,原來的債權債務關系仍然存在。至于說為清償行為的第三人與債權人之間是否發生不當得利關系,則需要結合當事人的意思加以確定。無論如何,私人自治原則所要求的對受益人的自由決定權必須得到保障。

針對這一問題,是否需要在《民法典合同編(草案)》(二審稿)第314條之一的既有條文基礎上,單獨設立一個立法條文或專款,抑或留待解釋論建構,筆者認為都是可以的。考慮到目前實質上屬于債法總則條文被凌亂安置在民法典各部分的狀況,關于第三人清償的條文似乎也難以針對如此細致的問題設置具體的規則。因此,在這里也不準備來擬定建議條文。其實,類似的情形也可以在第三人單方面為他人提供擔保(雖然這種情況不常見,但實踐中完全可能發生)的情形中存在。對于這些情況,同樣不一定需要專門的條文來涉及,在解釋論的取向上,完全可以采納修正的單方行為模式的框架來進行制度建構。這一框架使利他效力得直接對當事人發生,但當事人也可以通過行使拒絕權的方式來保留自己做出最終決定的可能性。

關于修正的單方行為模式,還需要討論一個可能會存在的擔憂。由于這種模式讓針對第三人的加利的法律效果直接發生,而第三人如果想溯及既往地否認這種加利效果,則需要主動積極地行使拒絕權。這樣的安排是否對受益第三人強加了一種不合理的負擔?因為畢竟需要受益人做出拒絕的意思表示。但綜合分析這種模式的構造,這種擔憂是大可不必的。在現有的技術條件和通訊手段下,受益人要對相關的行為人做出拒絕受益的意思表示,不會是一個很重的負擔。這種意思表示是非要式的,通知相關行為人即可。而且,從常識來看,這種情形畢竟屬于極少數特例。一旦出現了,受益人一方肯定有著非常特殊的理由,因此也有著強有力的動機通過行使拒絕權的方式,使自己不愿意受他人恩惠的意思確鑿無疑地表達出來。不太可能會因為行使拒絕權比較“麻煩”,而影響受益人表達自己真實的意圖。

四、結語

上文討論主要限制于民法典分則合同編相關制度的構造問題,但嚴格來說,在一般性的層面上討論法律行為的涉他效力模式的建構,同樣具有重要的價值。在考慮有可能直接產生涉他效力的法律行為的制度構造時,需要重點關注修正的單方行為模式,但絕非意指這是唯一可能、唯一妥當的模式,其他模式也有其存在的空間。首先,如果當事人通過合意的方式來安排試圖產生的涉他效果,如與債務人訂立免除債務的合同,這完全是可行的,也沒有任何問題。其次,即使采取單方行為模式,也需要考慮所涉利益情境的特殊性,進行構造上的必要調整。在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遺贈的法律效力模式。《民法典繼承編(草案)》關于遺贈的規定在第903條,其具體條文表述是:“繼承開始后,繼承人放棄繼承的,應當在遺產處理前,做出放棄繼承的表示。沒有表示的,視為接受繼承。受遺贈人應當在知道受遺贈后兩個月內,做出接受或者放棄受遺贈的表示。到期沒有表示的,視為放棄受遺贈”。遺贈在性質上是一種給予他人利益的單方意思表示,但考慮到其性質上是死因行為,因此立法上沒有將其構造為嚴格意義上的單方行為,而是視為一項特殊的要約意思表示。受遺贈人不及時表示接受就視為放棄。這種構造對于遺產繼承這種特殊的情況是適當的。最后,還需要注意到,某些同樣涉及第三人效力問題的民法制度,如債的履行上的第三人清償問題,單方為他人提供擔保問題等,都與本文討論的主題具有關聯性,在制度構造時都需要恰當地平衡行為人的意思與所涉第三人的私人自治的尊重。

英國著名哲學家密爾在《論自由》一書中區分了對自己的行為與對他人的行為。[21]民法典編纂中,將民法上可能發生的“對他人的行為”作為一個單獨的分析單元,基于私人自治的尊重、制度效率性的考量以及實踐層面上的需要等角度進行妥當的分析和研判,有其必要,也富有理論與實踐層面上的意義。

從基本理論的角度看,意大利法學家的一段論述對法律行為是否可以具有涉他效力問題,做出了精彩的概括在現代法律體系中,法律行為一概不具有涉他效力的原則已經被另外一種在這一問題上更加具有限定性的做法所取代。個人領域的自治,依據一種新的理解,可以在一般原則上允許私人的法律行為對受益第三人直接產生有利的法律效果,并不需要后者的接受,但同時為受益第三人保留了對這種有利于自己的法律效果的拒絕權。這樣的結果就是,在一般層面上就存在這樣的原則:對于利他法律行為,即使受益第三人沒有參與,也沒有表達其意愿,但只要不違反其意愿,就可以對其財產性質的法律領域直接產生法律效果。因此我們可以說,先前的關于私人的法律領域不得被干預的原則已經被保護原則所取代”。[22]

在筆者看來,這里所謂的保護原則,準確來說其實是對私人自治原則內涵的一種新的闡述和理解,它試圖超越先前對這一法律原則帶有濃厚的法律形式主義色彩的解讀,而基于更為精細的利益分析方法來界定意思自治原則在不同利益格局下的具體表現形態。合同以及廣義的法律行為涉他效力的三種不同建構模式,都可以基于不同的利益格局,被恰當地用于制度設計中。觀察《民法典各分編(草案)》(一審稿)的相關規定,可以說,在這一點上,立法者已經展示出良好的問題的意識,但是在具體的細節上,仍然有進一步完善和補充的空間。

責任編輯張家勇

【注釋】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1]這里的“他人”,從法律關系的角度來看,是指處于當事人意思表示的效力結構之外的人。因此,對于合同而言,他人是指未參與合同關系的第三人,對于單方行為而言,指的是未作出相關行為的他人。本文將二者統稱為他人或第三人。

[2]關于法律行為(合同)的涉他效力問題,筆者此前曾經就這一主題撰寫過一系列論述,筆者的同事葛云松教授曾經針對我的文章撰寫過細致的批評性論文。參見葛云松:《意思自治原則的理論限度》,載《北大法律評論》編輯委員會編:《北大法律評論》(第12卷第2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620頁以下。葛云松教授的論文對筆者加深對相關問題的理解與認識、糾正錯誤有很大幫助,對本文的寫作也有很大的啟發性,在此表示誠摯的謝意!但本文的主要目的并非對葛云松教授批評觀點的再回應,而是結合《民法典合同編(草案)》(二審稿)相關內容,對該論題的新的審視和闡述。如果沒有特別指明,本文展開討論的《民法典各分編(草案)》(一審稿)的文本以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法律委員會于2018年12月14日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的為準。如果援引此前版本的民法典各分編草案,會特別指出。

[3]在利他合同理論和制度的發展歷史中,有一種理論和制度構造,將第三人的同意接受作為第三人取得履行請求權的前提條件。如果第三人未表示接受,則不能取得履行請求權。筆者認為,在這種制度構造之下其實已經很難說仍然存在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利他合同。因為第三人通過其同意的意思表示,其實已經加入到相關的法律行為的結構之中。在通常意義上(同時也是筆者所贊同的)的利他合同,必須堅持第三人取得履行請求權不依賴于自己的同意。

[4]對于這種行為,受德國法學概念術語體系影響的民法學者稱之為“加利行為”。現在也有學者稱之為“給予行為”。參見朱慶育:《民法總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139頁。

[5]與“自治”相對應的是“他治”。在通常的民法理論中,往往是從私人自治與國家強制的角度來解讀自治與他治的關系,并且強調國家要尊重私人自治。的確如此,國家強制的強弱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私人自治的空間。但同樣需要強調的是,從邏輯而言,“他治”中的“他”,并不僅僅涉及作為公權力的國家,也涉及其他私人主體。在現代社會中,某些強大的私人主體,基于其強大的技術和社會經濟影響力,對私人自治的事實上的侵蝕,已經成為一個重要的理論話題。參見薛軍:《私法立憲主義》,《法學研究》2008年第4期。

[6]英國政治哲學家伯林提出有兩種自由的概念,并且自由的更加本質的內涵不是積極自由,即自由地去做什么,而是消極自由,即可以免于某種強制的自由。參見[英]伯林:《自由論》,胡傳勝譯,譯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1頁以下。

[7]法律意義上的“利他”效果,需要予以嚴格地限定。首先,這種利他效果不是實際經濟效果層面,而是法律意義上的判斷。其次,某種效果在法律層面上是否應該被界定為“利他”,還需要結合是否發生了財產性利益的給與來予以判斷。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甲乙之間有買賣合同關系,如果單獨考慮甲轉移物品的所有權給乙這樣的處分行為(物權行為),似乎該處分行為也具有利他效果,但考慮到該處分行為同時也構成了履行行為,而履行行為會導致債的消滅,使得甲對于乙的債務以及相應的乙對甲的履行請求權歸于消滅,所以就不宜將這種效果界定為一種純粹的利他法律效果。

[8]從社會生活的實際來看,接受來自他人的恩惠,很可能使得某人在道義上負欠于他人,因此不得不在另外的場合予以補償。所謂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其實就是這個意思。因此,在現實生活中,不愿意接受他人的利益似乎也不是很罕見的。參見[美]彼得·布勞:《社會生活中的交換與權力》,李國武譯,商務印書館2008年版,第1頁以下。

[9]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第16條規定:“人民法院根據具體案情可以將合同法第64條、第56條規定的第三人列為無獨立請求權的第三人,但不得依職權將其列為該合同訴訟案件的被告或者有獨立請求權的第三人。”基于這一條規定,《合同法》第64條所規定的接受履行的第三人只是純粹的履行受領人而非具有獨立的履行請求權的受益第三人。中國民法學界關于利他合同的研究,參見張家勇:《為第三人利益的合同的制度構造》,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頁以下;韓世遠:《合同法總論》,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365頁以下。

[10]即使在英國法上,也由于利他合同制度構造的復雜性,而不得不通過一個專門的制定法對此作出規定。See Edwin Peel, The Law of Contract, Sweet & Maxwell, 2015,pp.14—90.

[11]參見薛軍:《論〈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64條的定性與解釋》,《法商研究》2010年第2期。

[12]參見《日本民法典》第537條第2款,《荷蘭民法典》第6-253條。對相關立法模式的分析,參見薛軍:《利他合同的基本理論問題》,《法學研究》2006年第4期。

[13]在債法一般原理上看,也很少有立法例將債務加入是否具有涉他效力,取決于是否通知債權人。參見史尚寬:《債法總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751頁。

[14]參見張谷:《論債務免除的性質》,《法律科學》2003年第2期。

[15]需要特別強調的是,當事人采取合意的方式來達成債務免除協議,這完全是可能的,也與法律的規定并不矛盾。在羅馬法上債務免除往往表現為一個雙方合意的行為。

[16]參見王洪亮:《債法總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190頁。

[17] Cfr.,L. V. Moscarini, Il contratto a favore di terzi, Milano, 1997, 26ss.

[18]具體來說應該屬于單方允諾。參見徐滌宇、黃美玲:《單方允諾的效力根據》,《中國社會科學》2013年第4期。

[19]參見王澤鑒:《民法學說與判例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411~412頁。

[20]參見朱廣新:《合同法總則》,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62~64頁。

[21]參見[英]約翰·密爾:《論自由》,許寶驟譯,商務印書館2005年版,第112頁。

[22] Cfr.,L. V. Moscarini, Il contratto a favore di terzi, op.cit., pp.27-28.

來源:《法商研究》2019年第3

本文同時刊登于中國法學網

編輯:李雨璠 馬玉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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